陈嘉锐：回忆与吴清源金庸先生的故事 国家队重聚很开心
作者：董吉原
本文作者采访陈嘉锐
1987年赴日发展及在港经历
1987年那会儿，中国围棋和日本围棋的差距非常大。在国家队时，我们有个口号：要打败日本九段，不管是谁，赢一盘就了不起了。像陈祖德，他输给日本九段不知道多少次，但只要赢一盘，就会有庆功会。你可以想象当时中日的差距有多大。
我们这些年轻棋手，想和日本棋手下盘棋都不容易。基本上，那些老前辈们包揽了去日本比赛或日本代表团来中国比赛的机会，我们年轻棋手，真是下一盘棋都难。
所以，我去日本的最大目的，是希望能在日本棋坛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展，多和日本棋手下棋，提高自己的棋艺水平。其实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渠道或人情关系去日本。当时我在香港刚拿了个世界业余冠军，正好有一批关西的业余棋手来香港旅游，顺便下棋。关西棋院的八段棋手仓桥正藏，担任他们旅游团的顾问。
他们来香港主要是为了与香港围棋协会的棋友进行交流。当时我也在香港，正好参与了这次活动。我与仓桥进行了一场公开比赛，结果我赢了。赛后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席间我向仓桥表达了感谢，说：“您来香港还给我下了一盘棋，我在香港没有对手，能与您下上一盘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”仓桥回应道：“如果你想下棋，可以来日本，我们随时欢迎。”我以为这只是随口一说，便回应道：“好啊，我当然希望能去。”
然而，交流团中有一位名叫兵頭俊一的业余棋手，他专门负责这次交流活动。他认为我去日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并认真对待了这件事。结果，他让仓桥向关西棋院提出，表示希望我能去日本下棋。这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我原本以为那只是饭桌上的闲聊。
从那时起，事情就开始有了转机。那位名叫兵頭俊一的业余棋手，他所在的团体与职业棋手仓桥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仓桥在关西棋院颇具影响力，这得益于他的家族背景。他的兄弟桥本昌二和关山利夫都是棋界的重要人物，而他们的师傅则是关山利一，他是关西棋院的创始人。关山利一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关山利夫，还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嫁给了桥本昌二，另一个则嫁给了仓桥。这个家族在关西棋院也颇有势力。
后来，经过仓桥先生引导，我正式向关西棋院递交了申请加入意向书。接着就是定段的问题，关西棋院提出最多可以授予三段，因为吴清源老师当年去日本时也是给三段，我能跟吴老同等待遇已经是“天价”了。但当时我已经是中国七段棋手，很为难。我提出各退一步取其中五段，因82年中国棋院也是给我定了五段。但仍遭到关西棋院一些人的极力反对，最后几经周折，在吴清源老师的帮助下才定下五段。
我妻子是香港人，1983年我们结婚后她带我去了香港。查良镛先生安排我去那里工作，一边教他下棋，一边工作。查先生与国内棋界的交流颇多，他赞助了新体育杯比赛，也认识不少国内棋手，甚至请了陈祖德去他家里疗养。原本是让我陪同陈祖德去的，但后来不知为何换了其它人。查先生特意提到，之所以请我，是因为我是广东人，会说广东话。
至于在日本的挑战，语言文化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因为我们下棋的人，不需要说话，也不需要写字，只要把棋子往棋盘上摆就可以了。摆到最后，赢了就拿钱，输了就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赢棋才是最关键的，不需要什么关系、文化或语言。当然，和其他人交往时，这些就需要慢慢学了。但就下棋工作而言，那时候还不需要，一心想赢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复杂的。
我跟金庸先生开始完全不认识，他喜欢围棋，和国内的一些棋手都很熟。我当时在国内下棋，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个棋手，当然也知道我是广东人。
对我来说，去香港后就成了第一高手。在大陆我是七段，而在香港都是业余选手。因此，金庸先生让我教他下棋，我大概每周教他三次。后来，他安排我在报馆工作，担任体育记者。他知道我在国内从事体育工作，与其他运动员和广东队的人也很熟悉。所以，有比赛时，他让我与大陆那边打交道，这样比较方便。
当时我进去时，他给我的工资是3200港币。这3200港币包括我担任体育记者的工资，以及每周教他三次下棋的费用。当时这已经算很多了。后来，我代表香港拿了世界业余冠军，他给我加薪到3800港币。我离开香港时，明报给我的工资是3800港币。
当时国内的工资估计在80年代，也就几十块人民币吧？
与日本棋手三番棋比赛与购房缘由
对于我这个五段，一些人很不服，所以我一到日本，他们马上安排一个三番棋对决。
第一盘棋，我输给了横田茂昭五段。那一盘棋我下得挺辛苦的。下完棋后，我站都站不起来，腿都麻了。因为长时间跪在榻榻米上，腿麻得不行，一盘棋下来，加上读秒，要七八个小时，真是难受。那一回我输了，他们那些人很高兴，说肯定要给我一个3：0，来个下马威什么的。
第二轮我对阵汤川光久六段，幸亏我赢了，那一盘棋赢得还挺顺利的，他们就没话说了。第三盘他们特别紧张，我跟高原周二七段下成细棋。几个赞助老板老问那个裁判长宫本直毅，他说这局肯定没问题，要拿下来，团里还准备搞了个庆祝会。我还在那里扣官子，结果我赢了半目，总分我也赢了。后来他们连庆祝会都没有了。
这一上来，起码就是把这关过了。我输给五段，连赢了六段和七段两盘，结果是2：1把他们打败。他们也没话说，肯定了我有五段的实力。后来也有一定的对局费，但不高，我记得是下一盘有6万日元。
我开始参加日本的正式比赛，比如棋圣名人本因坊的比赛。一开始我还连赢了10盘，这一下子他们都没话说了。这完全是靠实力。所以说，最后还是要靠实力，不能靠关系。这个就像吴清源当年，就要靠这个气下十番棋，要不人家都看不起他。你看不起我，我就跟你拼了，不要客气。连赢了十盘以后，还打进了碁圣战本赛，最后跟林海峰对上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跟林海峰老师对局，我最终输了。不过，我已经打出了自己的风格。
我是从1987年开始下棋的，一直持续到1989年。那一年，我预选决赛输给了坂田荣男，没进本因坊循环圈。但在91年，我经过努力，终于战胜了坂田，成功进入循环圈。
我在循环圈里先后战胜了加藤正夫、大竹英雄、林海峰和今村俊也。最后跟小林光一争夺挑战权，结果我输了。那一年是1991年，我大概36岁，已经升到了七段，连续击败了几位超一流棋手。
在这一系列的比赛中，我推出了“两间守角”的下法。这种下法是我在进入循环圈时，经过深入研究后下出的一招。当时，这一招让对手们措手不及，甚至在围棋报刊上被称为“陈流”，就像陈祖德的“中国流”一样。
我从1991年开始使用这种棋法，效果相当不错。由于对手往往摸不清我的路数，这给了我很大的机会。虽然那一年我输给了小林光一，没能拿到挑战权，但依然保留了循环赛的资格。第二年，我继续在循环赛中使用“陈流”，并赢了不少人，包括石田芳夫和大竹英雄，还有山城宏。
当时我住的地方是租的，房东突然提出要涨租金，而且一下子要涨20%，我觉得太离谱了，跟房东商量，最多只能接受10%的涨幅。最后房东妥协了，只涨了10%，但他心里很不满，过了一段时间就想把我赶出去。
我要是被赶出来，就没地方住了。其实我租这个房子是靠关系才租到的，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在日本租房很困难。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，担心我们住他们的房子会赖着不走，或者交不起房租。所以很多房东都不愿意租给中国人。
房东要我走，我不得不重新找房子。但找房子还得通过关系，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。其他棋手都没有这种困扰，就我有这个问题。而且我收入也不低，还要靠关西棋院才能租到房子，实在说不过去。最后我一咬牙，决定干脆买套房子算了。既然房东不愿意租给我，那我就自己买吧。虽然买房是个大决定，但也是无奈之举。
吴清源老师和师母在香港中文大学领取文学博士称号时合照，左1是陈嘉锐夫人
八十年代棋手赴日经历与中日围棋发展情况
当我要去日本的时候，金庸先生很乐意为我做担保人。金庸先生对我说：“你是我们《明报》的职员，而且去日本还有工作和下棋的机会，收入也不成问题。担保只是签证的一个手续，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。”他就是这样说的。
在80年代，具体来说，我是1987年进入关西棋院的。当时，中日韩之间的围棋水平差距很大，日本对中国可以说是碾压性的。后来，我们赢了他们几个九段，这几乎让那些棋手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。
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你要换一个像柯洁这样的顶尖棋手，或者是谁，赢了日本人的比赛，都没人知道，可想而知，当时赢了日本是多么的英雄，多么的厉害啊。这说明了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差距太大了。在这么大的差距下，你把他们的超一流棋手打败了，那当然是成了英雄人物啊。现在柯洁赢的一百个人都比不上老聂那会儿赢的几个人，这可想而知。
我们这一代的棋手，受到文革的影响，从66年到72年棋都不能下了，那几年是我的黄金年代啊，12岁到18岁这段时间，你不能下棋，那对你以后影响多大？现在他们年轻棋手不存在这个问题啊，所以他们的水平要比较高啊，那也是正常的。
反正我们那一会儿在日本，有很多中国棋手，主要是中国台湾棋手，其实就是当时日本围棋水平最高，它的比赛制度最完善也很合理，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下棋啊，就是要好好在那里拼搏一下。
在日本期间，我深切感受到国家荣誉的重要性。当时，一位日本老九段棋手南善已曾问我：“你一个人在日本拼搏，为什么看不到你的同胞来支持你？”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。
他继续说：“你看，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棋手在日本取得好成绩时，他们的家乡都会大力宣传。比如赵治勋被称为韩国的民族英雄，林海峰被中国台湾领导人亲自接见。而你，似乎孤军奋战，既没有人支持，也没有人宣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我无法直接回答他的疑问。当时中日经济差距巨大，能出国的人本就稀少，难免会招来一些羡慕和嫉妒恨。但这些话，我也不便对日本人明说。
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他，主要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太大了，他们也没有能力来帮助我，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或许等中国经济好起来，情况会有所改善吧。这就是当时的现实。
何时开始接触围棋？
我最初接触围棋是在广州市宝源中约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学校开设了围棋班，由老师教授。我的父母完全不懂围棋。正是在小学的围棋班上，我受到了启蒙，开始学习围棋。后来，我曾在广州市小学生围棋比赛中获得第一名，并参加了全国比赛，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。广东棋队因此吸收了我。其实，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进入了广东队，但六年级时恰逢文化大革命，队伍解散了。解散后，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，进入了广州32中学，在那里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。
毕业后，学校分配我到广州市外贸局工作，担任通讯员，在那里工作了四个多月。后来，广东队再次招募我，于是在1972年底，我重新加入了广东队。1973年，国家集训队组建，我又进入了国家集训队，并最终成为国家队的一员。就这样，我在围棋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。
关于我的段位，1982年定段时是五段。经过两年的努力，我升到了七段。在去香港之前，我的段位是七段。
与吴老、查先生的交往及日本棋手生涯与老友相聚
先说说吴老吧，就是吴清源老师。1986年，他来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时，一些老板拿出纸墨，请吴老为他们题字。吴老欣然应允，写了不少字。后来，他也主动提出要为我写一幅字。我原本不敢奢望，但那些老板们坚持，吴老便也为我写下了几个字：“心诚求之，无福不临。”
吴老的意思是，只要心诚，幸福总会到来。他鼓励我专心下棋，不要分心，心诚则灵。那几个字“心诚求之，无福不临”寓意深刻，幸福总会光临，“临”就是到来的意思。吴老的境界与我不同，我也不便评论他的性格，毕竟他们的境界比我高。
我总是非常尊敬他们，他们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。我觉得他们很会看人。有时候，我介绍一些人给查先生和吴老，他们都不喜欢。我去吴老家时，也总有些业余的要我带着他们去，有时候我也很难拒绝，但都被吴老拒绝了。像吴老和查先生，他们能看出一个人的心，能看出这个人是否诚实、是否值得信赖，即使有些人说话再好听，他们也不会跟你来往。
现在日本做什么工作？
我现在在日本，依然是一名棋手，还在参加比赛。这次我请了一个月的假，跟关西棋院协商好这个月不安排比赛，下个月才开始。所以回到日本后，我还要继续比赛。
我们的制度跟国内有点不一样，比如退休和拿退休金。在日本，65岁就能拿到退休金，但你不退休也可以继续工作，退休金是政府给的，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。所以，我从65岁就开始领取日本政府的退休金。
我之前还在关西棋院比赛下棋，拿对局费，现在跟以前一样，65岁前后没什么区别。我现在70岁，可以干到八九十岁也没问题。就像杉内雅男，他九十岁还在比赛呢。
对国家围棋队成立65周年活动感想？
坚行也跟我说了，这次他要搞65周年的活动，希望我一定要回来。他说，再不回来，可能就没机会了。因为成立50周年的时候，我正好比赛忙，没回来参加，所以他这次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回来。
我很期待着我们这些老棋手的聚会。所以我早就提前回来了。作为地元人，见到以前的老朋友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聊起了以前的那些生活，那些无忧无虑的浪漫、把记忆都找回来了。很多东西都忘了，现在又记回来了。这对脑神经是一次很好的修复，展望未来，对脑回路也有很大的好处。
这几天我们过得很开心，只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聚了。这次能回来，当然要感谢容坚行和东湖棋院。但你们也知道，我和容坚行从小一起学棋，大概10岁左右，在围棋学校，他就是我的师兄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。所以，你要说怎么感谢，我和容坚行的关系根本不需要说这些。我内心是很感谢他的，但像我们这种兄弟之间的关系，你要说感谢挂在嘴边，那就太见外了。你要跟你的兄弟说“我很感谢你”，人家听起来都觉得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。
在东京获得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后，陈嘉锐夫妇与吴清源老师和师母合影
如果重走人生路~，还选择日本吗？
这个问题，也有很多人问过我，包括我的同学。那我该怎么回答呢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：
第一个方面是人生的经历，我觉得是对的。比如说，你走过的路，你觉得人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应该是见识到这个世界，增长自己的阅历。我觉得我并没有走错。我去了日本，也到过香港，至少让我了解了日本人的内心和他们的文化。
第二个方面从财富积累上说。钱财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你从这些经历中获得了什么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开阔了眼界，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些经历是非常宝贵的。
个人人生经历、财产状况及日本退休制度与下棋经历
人生嘛，总要有经历。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还算丰富：去过香港，在那里度过了30岁生日；后来又去了日本，经历了很多。从人生阅历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自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
但从经济方面来说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日本这几十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而国内这几十年却蒸蒸日上，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我在日本下了三十多年的棋，最后却什么也没得到。反观国内，那些发展三十年的朋友们，个个家财万贯，退休金也比我高得多。
日本的退休制度
我现在在日本拿的退休金只有10万日元一个月，折合人民币才5000块。而我的师兄弟们在国内，退休金都是1万到2万多不等，是我的三四倍甚至五倍。再说房子，我90年代在日本买的房子，现在贬值得厉害，连200万都不值了。而国内那些拥有好几套房子的人，他们的财产比我多得多。
如果单从财产方面考虑，我肯定比不上留在国内的朋友们。但要说选择人生的道路还是选择财产，如果财产优先的话，我当初留在国内说不定也能家财万贯。但我选择了走出去，经历了这么多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。
关于日本的退休制度，很多人问过我，我也解释得很清楚。其实，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借鉴日本的。我刚进入关西棋院时，棋院就像一家公司，为我购买了社会保险。具体来说，他们从我的工资中每月扣除2万日元，同时棋院也支付2万日元，总共4万日元用于社保，也就是所谓的退休保险，在日本被称为厚生年金。
我从三十几岁开始缴纳，一直交到六十多岁。现在，我每月能领取10万日元的退休金。这种属于有单位的退休保险。另外，还有一种针对个体户的退休保险，叫做国民年金保险，相当于自由职业者的保险。这种保险的缴纳金额是固定的，与收入无关。在日本，如果缴纳满40年，每月可以领取68，500日元。如果缴纳时间不足40年，比如30年或20年，领取金额会按比例减少，即68，500日元除以40，再乘以实际缴纳年数。
至于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下棋比赛。以前有教学生，现在已经没了。教小孩下棋并不赚钱，更多是一种普及活动。我没有徒弟。这与我妻子有关，她不愿意让别人的孩子住在我们家里。
教小孩下围棋，很多都是义务免费去教的。比如像夏令营那种活动，跟国内大不一样。但在日本，教老头下棋是赚钱的，比如在区里的棋会馆、棋会所，你去教棋，这些地方是赚钱的。
我在日本时，不少老板请过我教棋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他们大多已经去世了。我当时三十几岁，他们六十岁左右，我现在70岁，他们如果不死就上百岁了。我教过一位会长老板下棋，直到他100岁。最近还有一位90多岁的，是医院的理事长那种级别，但他们下棋也只是追求一种乐趣。
以前在香港，我教查先生下棋。查先生也说我教他下棋，但香港所有人的说法是我陪查先生下棋，而不是教他下棋。比如他们会说：“你又来陪他下棋了，这个星期陪了多少回呀？”所以，在香港，大家都说我陪查先生下棋，而不是教他下棋。这个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人家是老板，他付钱，我跟他下棋。在日本也一样。
虽然名义上是教他们下棋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并不要提高棋艺水平，只是随便玩玩，也不怎么动脑筋。说得直白点，这其实和陪他们下棋没什么两样。不过，我们对此也无所谓，就当作是陪他们下棋好了。
国家围棋队成立65周年元老联谊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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